外资企业已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柱之一，贡献了上海GDP的25%-27%，工业产值占比更达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0%-60%，在制造业领域影响力显著。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高技术制造业（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占制造业外资的52%。

在“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激活外资企业价值、深化其与本土产业的协同融合，意义重大。基于外资企业在沪发展实践与产业需求，从系统视角，提出系列政策建议：

一、以“多渠道嵌入”强化外资企业“自己人”意识

可以实施“外资企业家”政治参与计划，邀请贡献突出的外企高管列席市人大、政协相关会议，参与《上海未来产业促进条例》立法听证，聘请担任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并发放“市长直通车”联络卡，从制度层面保障其话语权。

在政府采购、招投标中，明确外资与本土企业同等权利；对优秀企业给予政策倾斜。加强社会责任宣传，营造“外资企业是上海发展共同体”的浓厚氛围。

二、强化应用场景牵引

开放政府应用场景、重大工程验证场景等，为外资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提供测试验证和示范应用机会。

每年向外企定向发布100个以上试验验证与规模化商用场景，推行“场景驱动反向创新”揭榜机制，每年征集100个本土企业难以突破的应用难题，定向邀请全球顶尖外企攻关。

三、促进本土企业与外企共建前沿技术创新中心与研发联盟

支持外资企业牵头成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对联盟制定的团体标准上升为行业标准的，给予联盟牵头企业奖励。鼓励外资研发总部在重点领域与本土机构共建技术创新中心，强化双方创新协同。资金上设立“外资—本土”联合研发专项，推行“外资创投QFLP”额度倍增计划，支持外企以多元形式赋能本土创新。

强化生态激励，每年评选10对最佳合作组合并各奖500万元。针对具身智能等交叉领域，由政府出资建设“跨集群技术适配平台”，免费提供异构设备接口适配服务，降低协同成本。每季度发布外企技术需求榜单，鼓励本土企业揭榜，成功对接的项目给予外企需求方“协同创新奖”，并为本土揭榜方提供研发资助。

四、大力实施“产业链缺位图谱”靶向招商与集群嵌入招商

聚焦新兴与未来产业链短板，以精准招商强化外资与本土产业协同。制定重点产业链外资引导目录，成功引进填补空白的项目，按投资额给予奖励并享“一企一策”支持。

实施产业链金融增信计划，为外资核心企业提供授信担保，其推荐的本土配套企业可享优惠信用贷款，筑牢产业链韧性。

开放产业园区“链主”申请通道，鼓励外资“链主”带动本土配套企业，相关税收优惠可参照“外企再投资税收抵免”升级版政策执行。

五、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建立外资研发中心与上海高校的常态化合作机制，每年举办“外资—高校创新对接会”，资助每个获批的共建联合实验室。

强化高端人才培养，支持设立全球研发中心的企业与上海高校合作培养博士研究生、联合设立博士后流动站，鼓励研发中心高级研究人员到高校担任兼职教授，推动产学研导师双聘制度。通过“课程共建+项目共研”模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完善成果转化体系，设立基金，补贴外资企业与本土高校联合研发的技术成果转化。建立概念验证中心和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加速技术产业化，支持研发数据依法合规流动。

促进人才双向流动，支持外资企业与上海职业院校合作开设定制化课程，培养产业急需技能人才。

六、高度重视对外资企业的精神鼓励

上海应将精神激励与物质奖励置于同等战略高度，构建多层次荣誉体系。

在企业层面，设立高规格“上海市政府外资企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贡献奖”，举办高规格颁奖仪式予以重奖。获奖企业次年享受所有扶持政策“免申即享”待遇，并纳入市领导定点联系企业名单，形成“以荣誉促发展、以示范带全局”的良性循环。

在个人层面，可实施“外籍高管国民待遇”一揽子计划；开放参评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担任政府决策咨询顾问等资格。

七、全面优化外企助力上海新兴与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上海需构建制度型开放新高地，为外资企业提供全周期、全要素的确定性支持，打造全球资本技术首选地。

建立“制度型开放”压力测试指标体系，选取50家重点外企监测其在政府采购、资质许可、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国民待遇”获得感，每季度发布《外资企业制度型开放指数》，对未达标部门约谈整改，倒逼隐性壁垒消除。

健全沟通服务机制，建立市领导与外资企业高层常态化对话机制（每季度召开座谈会），设立多语言政策咨询热线与线上平台，确保企业诉求24小时内响应、7个工作日内解决。（上海市外国投资促进中心《投资上海》杂志。作者：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