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正以务实行动，深化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其中，外资研发中心在上海科技创新扮演了重要角色，上海需要继续增加磁吸力，集聚更多的外资研发中心，推动产业升级。

一、上海外资研发中心已经进入“规模扩张”向“能级跃升”转型的关键阶段

从外资研发活动来看，主要集中在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环节，较少涉及核心技术和基础研究；大多与自己的生产企业配套，直接服务其在中国的市场或生产部门；研究周期较短；专利“落地率”偏低。

在技术来源方面，外资研发中心主要依靠自主研究开发、境外关联方提供，大多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资源整合，呈现出自成一体的“孤岛式创新”。与高校的合作，大多集中于技术咨询和人才培养，而联合申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共建实验室等实质性合作项目仅占10%左右。创新生态协同存在结构性短板，与本土主体的协同深度仍待提升，技术敏感领域合作占比偏低。

当前，推进高水平外资研发面临一些新的挑战：综合运营成本攀升，削弱吸引力，顶尖人才争夺压力增大，政策精准度与协同性不足，现行政策与新兴研发业态不适应，本土化融合协同深度不足，数据与标准壁垒仍然高企，配套产业衔接不紧密，跨境研发便利化不足，基础研究支撑薄弱，平台共享机制缺失。

二、建议从四方面推动“外资研发中心+科技创新”

上海需通过制度型开放、精准政策供给、深度本土融合、优化综合环境等措施，进一步激活其创新功能，助力上海深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第一，以制度开放换技术融入。通过“特区试验+机制创新”打破技术流动壁垒，推动外资研发中心从“技术隔离”转向“深度嵌入”。深化跨境研发特区、数据安全屋等政策试点，通过“负面清单+绿色通道”，开放敏感技术联合研发，推广“首购平台”“数据安全屋”模式，扩大覆盖领域和应用场景，通过临港、张江的跨境平台和跨境研发监管“负面清单”改革，渐进式推进跨境研发便利化。

第二，完善政策体系，优化政策协同。优化外资研发中心认定与激励政策，进一步降低认定门槛，扩大政策覆盖面。完善外资研发中心分类评价体系，构建精准化政策支持体系，实施分级激励政策，根据研发投入、专利产出、成果转化等指标，实施差异化支持，重点支持高能级研发中心在沪发展，特别是参与母公司核心技术研发的大区域研发中心和全球研发中心。整合现有“首购首用”政策，实现“一站式”申报和跨部门协同评审。加强各部门间政策协同，推动跨区域规则互认。

第三，推动外资与本土创新元素深度融合。通过政策引导、建设布局，建立多层次多类型国际合作网络，促进外资与本土创新元素加速融合。构建梯度化研发载体体系，强化本土融合。大力建设三类融合载体：超级科创园区、跨境中试基地和成果转化飞地。建设一批同时面向内外资的研发基金，增加重大科创项目的信息透明度，推动外资研发中心与沪上高校、科研院所、重要企业开展合作。在自贸区试点“专利池共建”机制，建立跨境知识产权共享池。支持外资参与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建设，采用“合同科研”模式。在临港新片区试点“研发资源供需实时匹配系统”，建立动态更新机制。

第四，优化综合环境，促进创新要素跨境流动。着力营造更加开放的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投资环境、更加便利化的贸易环境、更加完善的法制环境、更加良好的生活环境、更加宽松的人才发展环境，有效降低跨国公司研发的人力成本和综合运营成本，推动科研物资、生物样本、数据等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在促进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和全球配置上，取得新突破。在全市复制临港“白名单”制度，扩大覆盖范围，对研发物品实行“预申报+口岸直提”。将临港新片区试点的专利跨境交易便利化通道和知识产权离岸账户，浦东新区试点的专利跨境快速备案通道等经验，复制到张江科学城等科创密集区域，允许更多外资研发中心享受政策红利。（上海市外国投资促进中心《投资上海》杂志。作者：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殷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