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作为“小国家、强政府”的典型代表，政府一直采取积极干预的手段来控制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在城市垃圾处理体系中，政府并没有全部包干，为全民提供家长式服务。而是引入了市场机制，通过激励盈利来调动市场作用，提高垃圾回收率。从政府和企业在垃圾处理中的角色来看，一方面二者各司其职，各环节责任主体明确，中端主要为企业行为，后端则是政府行为；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法律监管和市场调节保障垃圾处理效果，通过宣传倡议控制垃圾产生，企业在法规约束和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不断提高垃圾分类回收的效率与质量，企业与政府携手共同维护城市环境。
一、政府：控制后端、监管企业
在城市垃圾处理的体系中，第一个步骤的分类回收由垃圾收集商和回收商完成。政府则牢牢把握住垃圾处理的末端，并对企业行为做好监管与激励工作。新加坡国有垃圾焚化厂和垃圾填埋场采取收支两条线，收益上交国库，运营费用由国家拨款。垃圾焚化厂的运营成本主要包括人员薪资和日常维护费用，运营收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垃圾处理费；二是发电收入，工厂的热量回收发电，其中20%本厂利用，其余80%并入电网。垃圾处理费和发电收入占运营收入的比例约各占一半。在焚化垃圾的过程中，90%被烧掉的垃圾转换成电力，只剩下10%的固体垃圾需要填埋。目前，新加坡3%的电力是由垃圾焚烧产生的，大约是新加坡主岛上所有路灯用电量的3倍。以大士南垃圾焚化厂为例，它去年的发电量占到新加坡用电总量的2%，实现了1亿新币的收入。这就大大刺激了其在整个垃圾处理过程的参与力度与活力，属盈利性而非公益性项目。
在焚化处理垃圾过程中，新加坡政府采用最前沿的科技和设备，控制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和其他重金属，烟气经过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以保证不会出现环境污染。新加坡政府环保部门与各垃圾焚化厂之间还建立了联网系统，政府可以实时监控24小时检测废气排放量以及二噁英含量等情况。垃圾填埋方面，新加坡也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为防止垃圾泄露与海水污染，不可燃垃圾与焚烧残渣在填埋之前一般会将海水抽干，然后铺好厚厚的塑料模，将垃圾与海水完全隔离与封闭。政府的专业人士每个月都要从垃圾填埋场周围的海水里取样检测，迄今为止尚未有泄漏和污染的情况发生。
对企业的监管作用则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法律监管如收取处罚金的方式对收运商的垃圾分类回收效果进行管理。各大垃圾收运商将不可回收的垃圾运至大士海洋转运站及各焚烧厂的过程中必须给垃圾附上运单，注明垃圾类别和产生源头。各处理设施的工作人员通过对垃圾进行检查，验证其分类是否准确，来管理收运商垃圾分类的效果。如果收运商将不适宜焚烧的垃圾混入焚烧垃圾中，将面临政府的重金处罚，这样的规定极大降低了低效分类的概率，使得不同种类的垃圾各归其位，从而提高了垃圾后端处理的效率。
二、企业：发挥市场效能，提高垃圾回收率
新加坡垃圾的清运和可回收分类情况由垃圾收集商和回收商完成。新加坡于1996年开放企业进行垃圾收集和清运，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任命公共废物收运商，按照地理区域划分服务范围。目前新加坡共有四家公共废物收集运营商，居民可根据各个公司的服务条款选择负责垃圾清运的公司。除这四家负责分类回收生活垃圾的公共废物收集运营商之外，新加坡国家环境局批准了一批有资质的一般废物收运商，主要负责工商业垃圾的清运，亦可投资建设特殊垃圾处理设施，如废弃油脂处理站，特殊垃圾初步处理点等。各垃圾收运商通过对垃圾进行分类后回收获取利润，然后将剩余的不可回收垃圾送至四大垃圾焚烧厂或由转运站运至实马高岛填埋场，交由政府进行末端处理。由此可见，企业是新加坡垃圾收运和分类回收的责任主体。
企业在进行垃圾分类回收的过程中，利润主要来源于对可回收垃圾进行分解利用得到的废物残余价值，支出主要来自付给焚烧厂和转运站的末端处置费用。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企业须高效分拣，积极开发垃圾回收技术，从而实现垃圾的最大化回收利用，在尽可能获利的同时降低支出。这种市场机制的引入大大提升了垃圾处理过程中企业的参与力度，由此可见采用经济工具是促使环境政策生效的有力手段之一。
政府与企业间的良性互动还体现在二者在从源头控制垃圾产生方面做出的共同努力。自愿包装协议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政府的大力宣传鼓励下，加入自愿包装协议的公司不断增多，通过降低包装的尺寸和厚度，使用再循环包装，或改变产品包装方式等各种措施减少包装垃圾的产生。政府为了鼓励更多企业参与环保事业，还为减少塑料使用与垃圾的企业提供资助，推出了3R基金，还设立了新加坡包装协议奖，以支持企业的环保项目、肯定企业为减少垃圾所做的努力。在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协作模式下，新加坡的环保事业和垃圾减排事业得以稳步推进。（作者：王奎明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慧敏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王越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